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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中美谈判把中国又带到了十字路口

文 / Linda来源:FX168财经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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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来说,决定两国关系的长期因素是经济利益和民心民意,短期因素是政府目标和政策选择。因此,要讨论短期内的中美关系,就必须紧紧扣住两国政府展开分析。

在中国,政府高度一体化,内外大政方针皆由中央说了算,分析中国对美政策,就是分析中央对美政策;在美国,联邦行政分支负责外交,分析美国对华政策,就是分析总统的对华政策。

短期内的中美关系,基本上就取决于特朗普白宫班子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谈判和博弈。

2017年4月中国领导人访美,图片来源:新华社

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白宫班子,主要试图解决两大对华困境,一个是贸易逆差问题,另一个是外国企业在华经营环境问题。前者代表国内劳工利益,后者代表海外企业利益。中美两国领导人阿根廷会晤确定的谈判内容,基本上就是围绕以上两条主线展开。

目前,特朗普白宫内部在谈判策略上存在两种意见。以财长姆努钦、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罗为代表的温和派,主张通过谈判尽快与中国达成和解,稳定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;以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、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为代表的强硬派,则坚持不能轻易与中国达成协议,而是必须力求“一揽子”方案,确保切实解决美国对华贸易困境。

莱特希泽,图片来源:华尔街日报

莱特希泽长期介入美国对外贸易谈判,认为中国过往的许多承诺没有得到有效执行,所以这次谈判不仅要求中国做出承诺,而且还要提供有效的可执行性方案。

特朗普的对华贸易谈判立场,始终在温和派与强硬派之间摇摆。他上个月选择了莱特希泽作为谈判代表,意味着他不想像去年访华时那样,仅仅通过签署贸易订单结束贸易战,而是要寻求结构性的改变。

对中国来说,签署贸易订单相对容易,降低关税也能够做到,但是要在短期内拿出具体方案,切实改变市场环境、市场管理等结构性问题,则困难得多。这一要求与中国当前体制发展方向背道而驰,如果答应美国要求,将会触动国内多方利益,甚至需要重新规划未来的体制发展路径。因此,中国很难轻易给予积极回应。

中美第一轮贸易会谈结束后,莱特希泽表示双方在结构性改变的问题上,没有取得任何进展,应该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结果。中国不可能在涉及体制的核心问题上,轻易做出让步。

按照计划,1月底中美谈判代表将在华盛顿进行第二轮会谈。会谈的结果现在难以预料,不过从双方大局来看,特朗普和中国领导人各有各的致命难处,都有必要在三个月内达成协议,以便腾出精力处理内政。

对特朗普来说,国内压力已经超过了外在挑战。随着新议员就职,民主党主导下的众议院对特朗普开始使用“杀手锏”。他不仅得不到修建边境墙的经费支持,导致政府陷于停摆,而且越来越担心被弹劾。前一段时间,他声称要介入孟案时提到几个前提条件,其中之一就是民主党在众议院不弹劾他。

特朗普与民主党领袖佩洛西(现任众议院议长)辩论,图片来源:CNN

虽然民主党真正弹劾的几率不大,弹劾成功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,但是民主党即便走走形式,就会让特朗普心烦意乱、暴跳如雷。何况,特别检察官穆勒对总统的调查急速推进,已将特朗普逼到了法律墙角。

此外,民主党人沃伦已经宣布组织“试水委员会”,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做准备。特朗普要想参加下届竞选,就必须在一年之内,向选民们献上一份“厚礼”,争取保住民意支持率。他不能拿着宝贵的“总统光阴”,一直与中国打贸易战。

这种内部压力,决定了特朗普不可能孤独一掷,要求中国全部接受莱特希泽的谈判条件。他很有可能软硬兼施、适可而止。从目前消息来看,莱特希泽和姆努钦将在华盛顿,共同迎接中国谈判代表团;姆努钦和库德洛也强调总统才是最终决定者。这意味着对华谈判不是由莱特希泽说了算,温和派没有完全被排除对华谈判之外。

《华尔街日报》最新消息说,美国财政部在讨论取消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事;前几天,路透社则援引知情人士称,三艘美国原油货船预定了驶向中国的航程。这种传言似乎是一种征兆。

对于中国来说,能否与美国达成协议、结束贸易战,意义更加重大。过去近二十年来,中国对美出口额长期占对外出口总额的20%左右,换句话说,中国生产的1/5出口产品都卖给了美国。同时,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长期占中国整体顺差的60%甚至100%以上(从2000年到2017年,有7年占100%以上),可谓是中国外汇的主要来源。很难想象,一个对美贸易恶化或者停滞的中国,能够继续保持经济平稳、财政宽裕。

图片来源:中国经济网

更为重要的是,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国内挑战,恐怕更胜于来自美国的贸易压力。根据许小年先生的说法,工业化红利消失和经济负债率奇高,是近期中国清晰可见的两头“灰犀牛”,两者比来自美国的压力更让人揪心。所以,他说内忧而非外患,才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挑战。

中国领导人对经济内外环境显然心知肚明,所以始终在对美谈判问题上保持低调。中国同意就美国苛刻的条件进行谈判,本身就预示着准备了一定的让步空间。

因此,无论接下来的华盛顿谈判有何结果,中美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非常之大。双方可能会达成分阶段性协议,要求中国在一定范围内,陆续进行结构性的市场调整。至于购买美国能源和农业产品、降低关税,应该只是一个量多量少的问题。

对中国来说,如果能够争取达成协议,为国内经济继续提供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,无论如何,应该是利大于弊的。这不仅是一个贸易和经济问题,也是一个国家安全和战略问题。

不过,即使能与特朗普政府达成协议,并不意味着中国面临的内外挑战烟消云散。

特朗普只能代表美国行政分支,不能代表美国国会,更不能代表整个的美国学界、政界和商界。目前,美国学界、政界甚至商界,都对美国过去几十年的对华“接触”政策产生了怀疑,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已经将中国列为高度防范的几个国家之一。

即使特朗普团队的核心成员,都很难说协议一签订,就会立刻收起对中国的严厉指责。1月16日,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国务院驻外使节会议上,再度向中国“开炮”,批评中国推行“债务外交”和“不公平贸易”、无视国际法和国际规范、不尊重人权。虽然这些指责充满不实之词,却侧面反映出美国鹰派对中国的不满是全方位的,并非仅仅局限于贸易层面。

这些对华鹰派可能没办法阻止特朗普与中国签署贸易协议,但是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国会决策,进而以立法、司法、国际合作等形式,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。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“第二战场”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广受关注的孟案恐怕很难“半途夭折”,中美关系也不会在短期内回暖。

中国内部面临的挑战,除了许小年先生讲的两头“灰犀牛”,实际上还有贸易协议的余波。

根据谈判内容,未来中美若达成协议,必定包含购买美国产品和改善市场体制两大主题。很多人可能没想过,这两大主题对中国经济的具体影响,可能是相对立的。

从理论上来说,降低市场准入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,至少有利于改善市场经济环境,符合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方向。但是,美国要求中国大量购买能源和农业产品,则有可能进一步强化中国国有企业,逼迫中国偏离市场经济方向。

图片来源:人民政协网

在目前经济环境下,中国政府不可能硬性强制民营企业购买美国产品。要想按期保质保量兑现承诺,最直接有效的办法,就是将任务分解给国有企业,而国有企业完成任务的前提,是必须拥有充足的资金和庞大的实力。换言之,中国要想让特朗普满意,必须确保国有企业茁壮成长、财力雄厚。

国有企业成长一寸,民营企业可能就得退后一尺,这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来说,显然不是一个好兆头。同时,国有经济成分若得到强化,中国模式与欧美模式之间的差异将更加明显,双方冲突将有增无减。

这是一个稍不留神就会掉进去的“陷阱”。

不过,现实世界中挑战无时不在、无处不在,关键还是看人怎么选择。如果中国能够意识到这种陷阱,借助降低关税、改善市场体制,为民营经济提供更优良的经济环境,并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拉动国内消费,内部挑战可能就成了发展契机;如果中国能够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普世的一面,或者强化中西政治具有共识的部分,外部质疑也就不会越来越尖锐。所以,中国接下来的选择至关重要。

1949年是中国的一个十字路口。2019年,中美谈判把中国又带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。

(胡家骏先生独家为FX168财经网提供专稿,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姓名,感谢配合!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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